眉公，是陈继儒的号。他是明代松江府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也算上海的古乡贤。最初知道他，还是年轻时读鲁迅杂文：隐士，历来算是一个美名，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。最显著的，则有刺陈眉公的“翩然一只云中鹤，飞去飞来宰相衙”的诗，至今也还有人提及。（《隐士》）
鲁迅是斗士，文章对隐士文化崭露出批判的锋芒；他虽然也说“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”，却未具体剖别对陈眉公的误解。
但鲁迅说过：“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”（《“题未定”草（六至九）》）同理，倘要评骘陈继儒，仅据一纸风行的眉公小品，议论便难公允；最好也顾及全面，以及他的时代，并通读他的全集，才能较为客观。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广宏教授主编的《陈继儒全集》，让读者首次得窥眉公著述的全豹，功莫大焉。
陈继儒画像（《松江邦彦画像》南京博物院藏）一陈继儒（-），主要活动在万历、天启与崇祯三朝。万历前期虽有张居正改革，在经济上简化了赋役制度，缓解了财政危机；但在政治上，体制性贪腐已无法阻遏，时政黑暗也日甚一日，内阁倾轧，党争激烈，宦官专权，税监横行，世风颓败，民变频发，晚明正向覆灭的深渊一路狂奔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士人该如何应对？袁宏道与陈继儒同时，他认为：“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：有玩世，有出世，有谐世，有适世。”（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五《尺牍·徐汉明》）按中郎所论，玩世的，上下几千年，仅庄子、列子、阮籍等数人而已；出世的，像达摩、马祖那样的高僧大德同样少见；谐世的，就是立定脚跟，服膺仁义道德，但往往用世有余而超迈不足。袁宏道最钦羡适世之人：“其人甚奇，亦甚可恨。以为禅也，戒行不足；以为儒，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，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，于业不擅一能，于世不堪一务，最天下不紧要之人。虽于世无所忤违，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。”陈继儒与袁宏道都可归入适世型，但眉公雅不及中郎，俗则过之。所谓“适”，大抵近乎时下的“润”，且看眉公是怎么“润”的。
陈继儒少有文名，颖悟过人，也做过科考入仕梦。但万历十四年（），第二次乡试失利的次年，他便幡然觉悟，弃绝青襟。自绝场屋，在晚明生员中司空见惯。屠隆推美眉公的彻悟：“如此则了道之本也。”眉公的“了道”，固然有老庄道家的认知因素，如其《告衣巾》所云：“揣摩一世，真如对镜之空花；收拾半生，肯作出山之小草！”但其两试均告铩羽之间，权倾一时的故相张居正先是追夺官爵，继则籍没家产，长子被迫自缢，相府饿毙十余人。这一大事变，势必强烈刺戟眉公，让他痛感现实政治的惨烈与酷虐。“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的儒家规诫，同样提醒他在无道之世应该知所进退。
抉择既定，眉公先后卜居松江小昆山与天马山等地，示人以山人形象，恣意享受精致闲雅的隐居生活。眉公有一段话，既说出了他追逐风雅的人生理念，也勾画了他闲散自在的生活实景：
凡焚香、试茶、洗砚、鼓琴、校书、候月、听雨、浇花、高卧、勘方、经行、负暄、钓鱼、对画、漱泉、支杖、礼佛、尝酒、晏坐、翻经、看山、临帖、刻竹、喂鹤，右皆一人独享之乐。（《读书十六观》）
然而，自断科场之路后，眉公虽声称隐遁山林，却仍结交达官闻人，毕生没放下过声名货利。对其而言，遁世显然只是一层保护色，便于进退能有托辞。在这块招牌下，为能过上“独享之乐”的舒适生活，他还必须广开财路。他的生财之道大致有三条。
首先，以知识才艺主动适应市场，赢得可观的回报。陈继儒与包柽芳、钱士升等为代表的当地刻书业联袂合作，他独具慧眼，操觚编书，纂辑之书既投契文人雅趣，又迎合世俗风尚，不少出版物假托其名才大行于世。他也干脆招集穷儒老宿，支给食宿酬劳，代为寻章摘句，形成流水作业。他不仅深度介入图书出版业，还在诸多生活领域大展才干，“甚至吴绫越布，皆被其名；灶妾饼师，争呼其字”（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·陈继儒》）。清乾隆朝蒋士铨创作传奇《临川梦》，假借眉公之口自称道：“把饮食、衣服、器皿，各件东西，设法改造新样，骗那市井小人，遂致财源滚滚，所以古有东坡之肉，今有眉公之糕；古有李斯狗枷，今有眉公马桶。”虽竭尽嘲讽之能事，却未必凭空捏造。但换个角度看，他对饮食器服推陈出新，不仅未可厚非，而且应该肯定。且不说眉公糕，即便眉公马桶，倘能令便器雅洁，不也善哉！由此获取的收入也是其知识产品的应得报酬。
其次，丰厚的润笔是其另一财源。眉公文名藉藉，擅书画，精鉴赏，声誉鹊起后，向他求文章、索墨迹的达官贵人与文人雅士比肩接踵，甚至“远而夷酋土司，咸丐其词章”（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陈徵士继儒》），令其应接不暇。他的文集收有为数可观的寿序、贺序、碑记、传状、志铭、墓表、祭文，绝大部分都是收取酬金的。直到八十虚岁时，他乘舟出行，仍“陈笔砚，脱帽裸体，挥汗应求书者”，以致不胜自慨：近年“自朝至暮，自元旦至腊月三十日，但以浮字应酬，嚼蜡无味”。但也不难推想其润笔之丰赡。
最后，颇招非议的就是打秋风。万历三十二年，陈继儒跨鹿游钱塘，恰遇八岁的张岱随祖父到访，继儒指着《李白骑鲸图》屏风出上联考他：“太白骑鲸，采石江边捞夜月”，张岱疾对：“眉公跨鹿，钱塘县里打秋风。”继儒大笑夸他：“灵隽如此！”打秋风属灰色收入，无非凭借名望与影响，一方暗示，一方明送。故相徐阶之孙徐元普在眉公次子出生时以馆饩为名馈田五十亩；眉公在东佘山营筑生圹，工部主事章宪文赠地四亩，都有打秋风的味道。
返观眉公的财路，第一条可视为在新兴文化市场中知识产权的早期试水，当时非议纯属偏见；第二条诗文书画的润笔酬劳古已有之，虽说山人爱财，也算取之有道。第三条打秋风虽有愧于隐士的高洁，但与体制性贪腐下的滥赃索贿毕竟两码事。总之，以往对眉公的苛评，无非数落他高挂隐士招牌，却不像陶渊明那样真隐；但正如鲁迅所说，这“也是一种‘求之太高’的误解”，因为“‘隐’总和享福有些相关，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，颇有悠闲的余裕”（《隐士》）。
[明]张琦、项圣谟《尚友图》（上海博物馆藏），正中手持画卷者，穿红衣服的是董其昌，穿灰衣服者是陈继儒。二如果说，眉公的前述面相久已定格，而且深入人心，那么，在《陈继儒全集》里却能读到他少为人知的另一面相。
蒋士铨借眉公之口将其成名归于董其昌的“极力推尊”与王世贞的“多方延誉”，这些因素诚然不假，却非决定性的。在江南文化圈里，陈继儒虽无科名，却多才多艺而各擅其能，黄宗羲说他“上自缙绅大夫，下至工贾倡优，经其品题，便身价重于一时”，这才是其出圈的根本，扬名的实力。仅据《全集》附录《陈继儒年谱》，除去董其昌与王世贞，与他往还的同时代文化名人还有王世懋、程嘉燧、顾宪成、李日华、李流芳、王思任、屠隆、王穉登、赵用贤、王时敏、冯梦祯、周履靖、郑鄤、钱士升、祁承?、王肯堂、陆树声、张大复、张岱、曾鲸、臧懋循、锺惺、袁中道、钱谦益、宋懋澄、朱国桢、徐霞客、施绍莘、沈德符、陈子龙、万寿祺、李雯、汪汝谦、汪道昆、文震孟、黄宗羲、黄道周、吴伟业、冒襄、陈贞慧、宋徵舆、杨文骢、夏允彝、夏完淳、张燮、倪元璐、张溥、顾起元、瞿汝稷、赵贞吉、何乔远、马湘兰等。纵观这张不完全名单，其中人物涵盖领域之广泛，享有声誉之卓荦，都让人刮目相看。倘若眉公没有点真才实学与绝技奇艺，如此众多的文化名流岂能都趋之若鹜，识荆为荣的。其中顾宪成、陈子龙、黄道周、黄宗羲与夏允彝等，或思想高迈，或气节卓绝，与眉公结交不可能没有对其人品的掂量。
当代学者潘景郑别具只眼道：“今世重先生文章楮墨，而于其行事功业犹多忽视，读先生遗集，庶几其可肃然深思矣。”（《眉公先生全集跋》）明确提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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